我的祖父是泰诺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，出生在波多黎各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波多黎各颁布了自己的宪法，他和家人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的温伍德街区，在七十年代末期生下了我的父亲。他在波多黎各的时候是一名木工，他会做邦巴鼓，用朗姆酒桶和山羊皮，他会做普莱纳手鼓，等到了美国后他还在做木工，为了赚钱他开始做爵士鼓的鼓壳。他最开始接的活很杂，修有几十年历史的旧东西也好，订一整批也好，或者有人模棱两可地讲上一句能不能做出Gretsch那样的边缘，他都会答应，量尺寸，自己做夹具。他最开始到迈阿密的时候温伍德还不是现在那种艺术区，没有观光巴士和要排队很久的餐车，那片地方是仓库、卡车、铁门、西班牙语。迈阿密有很多波多黎各人、古巴人、多米尼加人。我的祖父白天给别人修房顶，做柜子，装门框，晚上回家就做鼓，旧的刨子、手锯、凿刀永远放在那块反复打磨到发亮的工作台的木板上。他什么都会做，电焊，钳工，木工。父亲说小时候家里的家具几乎都是祖父做的，桌椅板凳，炉子，铁架焊的床，电视柜，还有给孩子们的木头玩具小手枪。我学会的第一句西班牙语谚语是De tal palo, tal astilla，什么样的木头，出什么样的碎屑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我的父亲是在木屑、虫胶、金属粉尘里长大的，他听我父亲讲木头在什么天气里会怎么变形，什么胶水在佛罗里达的太阳历里会提前凝固，他教他怎么避免让木头不被大西洋的潮气给弄发霉，他说小时候总在砂纸磨木头，钉枪的声音里跑来跑去，但是我父亲不乐意一辈子做木工，他不想在锯台边上吸粉尘吸到肺坏掉，也不想把手指交给机器。他刚满十六岁就去学了修车，后来又进了一个做船用的五金小零件的厂，从底层学起。迈阿密那个时候机会很多，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，摇滚，拉丁乐，教堂活动，设备需求很旺，父亲学了冲压，车床，学怎么读简单的工程图。然后父亲开始学会了怎么做压圈，鼓耳 、响弦、止弦板，于是他们的工作台从温伍德的小仓库搬到了北边。

他们的第一间工厂在新泽西的伊丽莎白，一九九六年，靠近港口和高速公路，外墙的涂鸦没有人抹过，不是因为谁追求和崇尚街头艺术，认可这种把名字高高贴在墙上的行为，是因为那种地方没有人管。父亲最开始租的只是一半的仓库，能塞下两台车床、一台小冲床、一台简易折弯机、一个焊台，再加上几张工作台，就这样，第一批工人也不多，大多是亲戚朋友介绍来的。后来没过几年，他们的工厂变大了，又多租了点位置，倒是像是真的在做乐器生意了。大概在同一时期，我的父亲在纽约市的一间俱乐部里认识了我的母亲，她来自墨西哥的哈利斯科州，龙舌兰酒的故乡，她的家里有人在酒厂做工，有人种蓝色龙舌兰，也有人干脆跑去瓜达拉哈拉做生意。我听说她那天在卡座里一个人坐着喝玛格丽特，盯着台上吹萨克斯风的人，脖子上挂着一条TANE México 1942的银色粗项链，一条绿色吊带裙，台上有人打了一套很破的Tama，踩镲恨不得缺锁扣，踩一下就松一下，但是鼓手显然不在乎，他还是有办法把律动给立起来。但是我父亲这种人那天竟然破天荒地对烂鼓没有反应，可能因为在场有我母亲，我没有听过他们相遇的具体故事，我在饭桌上听过三五个版本，但是他们先有了我哥，然后是我。我出生在哈德逊广场靠近SoHo的地方，步行几条街就能到荷兰隧道通到新泽西，家附近每天堵车。小的时候我爸一直叫我哥和我别把手指伸进任何机器里，No metas el dedo dentro de la maldita máquina.他这话说得我和我哥每次都会笑，搞得像是机器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而我本人对机器也没有多大的兴趣，我很小就知道这个工厂大概不是我长大之后的事情，那可能属于我哥，他更像我的父亲，他从小就爱在工作台边上看别人干活，然后问上无穷无尽的问题：这个孔为什么要先钻再扩？这块边缘为什么要倒角？这个压圈为什么要分两道工序？既然所谓的家族继承的事情归他我就有时间去做我想做的。我从小就在学打击乐，不是鼓组，不是坐在矮凳子前的那种，是先从最无聊的东西开始，练习垫，rudiments，在我小的时候老师会把节拍器开到一个我觉得像在侮辱人的速度，让我把每一下打得一模一样，但是我家人没有反对过我的这条路，我家里也不缺鼓，于是我从WHIN音乐社区特许学校读到菲奥雷洛.H.拉瓜迪亚高中。

我拒绝了茱莉亚学院的面试邀请，我在回信里写谢谢你们的邀请，我很荣幸，但是我很抱歉我无法参加这场面试，像是把一枚胸针放回它原本的天鹅绒盒子里，我的手指放在键盘上，看天花板上的吊扇在随着空调轻轻转，祖母绿的顶灯边框复古发亮，精致地垂坠在我头顶。我忍不住想，夜晚里，扬.阿诺斯在我的床铺上半躺着，双脚悬空，偶尔晃动，他的双手举在身前，又有的时候垂下，他大声地，轻蔑地读我桌上的毛姆的书：“我知道，真正的智慧会把你吓跑，因此我处处表现得让你认为我像你认识的那些男人们一样愚蠢。”他停下，取下我的书签放进自己的笔记本里，拉开浅蓝色的书包拉链，将本子塞进后面的各层，停下，眨眼，然后问我：“你喜欢月亮与六便士吗？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他盯着我的眼睛，我也去看他的眼睛，在微弱的灯光下几乎像是一块灰色的大理石一般。沉默像一块石头掉在地毯上，闷的，我们却都看得到。他重新躺回到我的床上，把那本面纱狠狠砸到我背后的墙上。我从我的书桌后把转椅拖到他跟前。我坐下：“你讨厌毛姆是因为什么？”扬回答：“斯特里克兰德是一个冷酷但伟大的，被召唤的灵魂。他如果是一个女人，擅自离开婚姻和孩子，她就会被剥削和被道德上惩罚，她不是对艺术绝对忠诚，是情绪化的。斯特里克兰德的叙述权掌握在压迫者手上的，他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批判？”

他听起来没有期待我回答，我的两只手捏在一起，手指揉搓，皮肤用力蹭过另一块皮肤直到它刺痛，我不知道对艺术该说些什么——关于谁愿意教你、给你画室、介绍你进圈子、买你的画、贴上异国风情的标签、供给源源不断的汁液、挤出他们想看的你，就像顶在脖子下的衬衫领子，硬挺地、轻柔地捏住你的脖子。他翻身，仰头看我的狼狈，咯咯笑，眼皮碰眼皮，嘴唇被包裹，他笑我，他说话的声音很轻：“蒂亚戈，你想。颜料、画布、画笔、底料、松节油、画框、裱装、运输、保存、干燥、清洁、通风、储存、防霉、防虫、画布不可能无限复用，颜料消耗是不可逆的，画完还要保存、搬运。你还需要光线、空间、时间，六便士不是市侩，六便士是材料费、房租、工作室、医疗、交通、教育、时间。是你能不能持续创作的基础设施。”我也忍不住笑了，他的刘海从额头掉到后面，悬在床边，被轻轻卷起，柔和地放下，我伸手把他扶起来。“我妈也总说这些话。”我在他身边坐下，“龙舌兰不是长在玻璃瓶的，是土地里，长很多年，防虫，要等他们熟，有些烂掉，剩下的看下来要烤，要榨，要发酵，要蒸馏，过滤，陈酿很久，很久。标签上几个字，一个酒庄，其实是一条线的工人的手和背。”我总记得他最后问我：“你要去音乐学校吗，毕业，进大乐团，进纽爱乐，成为首席，演出，录专辑，排练，出现在郎朗的名字下面。”

我的鼠标在发送键下，光标移动，发抖，点击，发送成功。成功。就这样，没有背景音乐，只有空调吐出的冷气像一条蛇一般蠕动，贴着天花板爬行。手机响了一声，我哥给我发消息：爸说轮毂的货运延误了。他很生气。

我进了进纽大学音乐表演和舞台设计，大一开始就租了一个在纽约大学区附近靠近东村和NoHo，在九街，3房1浴的学生公寓，两间单人的，和我住一起的是两个学戏剧表演的同学，我和他们在拉瓜迪亚高中认识的。从我的窗户往外能看到第三大道，对街是基斯哈林的《自画像》雕塑，如果再穿过一条街就是阿斯特广场，我时常路过阿拉莫，那块1967年黑色的立方体，纽约市买的第一件当代雕塑作品，罗森塔尔第一件并非由建筑师委托创作的公共艺术雕塑作品。这个考顿钢立方体的边缘被人摸得发亮，有人在咖啡摊边上抽烟，有人拿手机给它拍照，有人试图推动它，失败时候偶尔又有人伸出手给它另一块力，发出几个沉闷的金属响。我去上学，回公寓，直到我的大三。2020年糟透了，纽约的嘈杂几乎彻底被病毒吃掉了，我的室友在家里用Zoom和剧团排练莎士比亚的威尼斯人，有天我在下午两点睡着了，当我睁开眼睛，取下耳塞，我隔着门听到有人大声地说：“契约上明确写的是‘一磅肉’。如果你在割肉的时候，流出一点儿基督徒的鲜血，那你的土地、家产，按照威尼斯的法律，就要全部充公！”因为这个病毒，我几个月足不出户只能吃优步快餐外卖，然后给送餐的多一美元的小费。多一美元的赎罪券，把另外的人放置在病毒中，我起身，推开房间门，从玄关拿一瓶酒精喷在塑料袋上，圣马可广场墨西哥卷饼店的标志在袋子和发票上，我弯腰把它拿起来，转身的时候看到室友正在厨房里倒水，我对他说：“鲍西娅，你真残忍。”他笑了。“因为法律就是法律，亲爱的巴萨尼奥。”他回答我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懒得理什么威尼斯的什么公平，只是把袋子扔到餐桌上，问他要不要玉米卷饼，牛肉的。他扯开塑料袋，撕下那个被油渍和消毒水浸软的发票，四周已经有点卷起来，像被泡烂掉的落叶，我们两个坐在那里，房间里没开灯，只有午后的太阳从窗户里掉落进来，从手指滑到塑料袋，又被弹进水槽，里面是他刚洗过的玻璃杯。他试图辨认上面的西班牙语：“你还点了格林加烤饼？”我把那个沾满了红色阿多波酱汁的纸团扔进垃圾桶，也许是因为外卖员要从东村的老公寓的楼梯里爬到四楼，融化的瓦哈卡奶酪有点开始重新凝固。外壳还是金褐色的，甚至能看到压板留下的不均匀的纹路，我掰了一半给他，于是看到小块的烤到边缘有点焦的牛肉，青椒，洋葱。“你们在吃东西？”白色的门后又出现另一个脑袋，一双眼睛。“2020年的普鲁斯特玛德琳时刻。”“玉米卷不算艺术。”我说，“顶多算艺术的副产品。普鲁斯特玛德是茶和蛋糕引出来的回忆，你这是为了排戏不得不吃的垃圾。”

八月底，他们在排练一个新的舞台剧，叫琐事，讲的是女人通过小事破案成功的早期的女性主义戏剧，他们叫了公寓其他的三个学生一起练，我每天进出门都能听到金丝雀笼子和断掉的脖子，外面的人还在讨论怀特先生的尸体，我低头看手机上的一条短信：扬现在在医院，脱离生命危险了。我的手指将它们来来回回上下翻，在空白的屏幕上震颤，抖到我盯着那些字就看到扬变成一具尸体在水里飘来飘去，变得肿胀，模糊，像是我电脑里那些人说的奥菲莉亚，在一处茴香盛开的水滩长满着樱草和盈盈的紫罗兰，馥郁的金银花，芗泽的野蔷薇——操，角色不对，那是仲夏夜之梦——他漂亮的，无神的眼珠子也变得浑浊无聊，我浑身发抖，我快吐出来，我忍不住想他的手和奥菲莉亚一样朝上，一样张开嘴，他的左手、他的手指，满是疤痕的手臂，他泛红的皮肤像是融化的西红柿抹过，像他被风吹红的鼻尖，一百片安眠药和一条我无法想象的伤口。“她本来要把那只鸟埋在这个漂亮的盒子里。”客厅里有人说。“你不要来。”电话他的男友说：“现在急诊室直系亲属都不能进去，疫情期间医院是封闭的。”奥菲利亚的呜咽的溪水该是什么样的？像是一块玻璃，伴着一棵歪的柳树，直到她的肉身掉进去，然后死亡就变得浑浊了，红的，温热的，从手腕流到手掌，从指缝中滴落在地板瓷砖，像一条线，银色的、深黑的、又像融化的墨水在松香里，最后全变成一层水上的油膜，没有水毛茛、野雏菊、苦草、三色堇、粉玫瑰、紫罗兰、勿忘我或者野蔷薇，没有知更鸟在唱挽歌，这不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，知更鸟飞不会在他耳边唱歌没有痛楚的歌，红色的羽毛只是血、血、黏稠的血，他不是沃特豪斯、米莱和列斐伏尔的女孩，我的门外，被那个虚构的农妇被埋葬了，我的电脑里，他们的奥菲利亚还活着，而真正的死亡正躺在某个不知名的急诊室里。在我的想象里，绷带和石膏总像刷在木头上的清漆，扬说：你父亲的工厂真像是安塞尔姆.基弗的画。他站在弹簧一样卷曲的蓝色铁屑边，冲床在工作，铁皮被压进模具。他的眼睛在护目镜后眨，看灰尘像看烧焦的稻草，切削液同大西洋差不多冷。他在工厂里大概会显得很小，我想，脚步轻轻的和夜行动物差不多。一切都是烧焦的颜色，油的黑色，海盐的蓝色，铁灰或者锈迹，他问我：你们那里的东西做完了是不是会被带上舞台，抬上货车，装进航空箱里，变得像是骨头一样。

九月，我戴着口罩，一个人穿过学校的剧院的后台，这里还是像个学校，我们偶尔会在这里上课，在化妆间吃薯片，四处贴着只供职员使用的A4纸，我回过头看到一间木工房，门没有锁，漏出来一条光，我闻到了松木和廉价白乳胶的酸味，我推门进去，地上散落着碎屑，刨花，墙上挂着锯子、角尺、锤子、钳子，我的祖父的工作台上，他总是把刨子放在右手边，把凿刀放在左手边——我摸过房间里的柳安胶合板，伸出放着几个巨大的黑色道具，是一面满是骷髅的薄板，我走近，三面。我回头看台锯，保护罩上满是小划痕。我的祖父会嫌弃我把锯末带进房间，他会说木屑会吸潮，会把虫子带回家。我推门出去，门外有一个巨大书柜，里面全是旧的剧本。我的手机响了，我拿出来，扬。我问他：“你出院了？”“嗯，但是左手还被固定着吗，很烦。”“你还好吗？”“你们现在剧团能线下排练了吗？”“不能，他们都堆在我们公寓演上个世纪的爱荷华乡村剧。”“你家像一个黑盒剧院，我可以给他剧本吗？让他们演中微子。”“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微子。”我回答。

我听到扬很轻的笑声，他的声音很虚弱，但他说：“你现在知道了，一种电中性的轻子，它能穿过所有东西。所以剧本是这样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开头报幕的时候说：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：那就是自杀。”
“你喜欢加缪？”我问他。
“我他妈最讨厌的就是加缪。”他回答。